东北高干会议已离开了
周恩来的初衷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遵照中央书记处部署，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
从北京回来后，东北局常委组成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领导小组。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做开会准备和准备个人的检讨。罗瑞卿作为中央书记处观察员来沈阳，参加了会议全过程。
1954年3月25日，周恩来来到沈阳，随他一起来的还有马洪、安志文。马洪和安志文曾在东北局工作过，周恩来让他们来帮助开好会，把有些情况说清楚，做些检讨。周恩来的报告提纲是马洪在火车上，按照周的谈话要点，帮助整理的。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始时，周恩来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周恩来因还要出访，讲完后即返回北京。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开好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再次强调了之前对林枫、张秀山、张明远三人的谈话精神。
会议由林枫主持，在罗瑞卿的指导下进行。参加会议的人员用两天时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慨。
之后，东北局常委对高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缺点和思想根源作自我批评。
3月31日，林枫、张秀山和张明远先后在会上做检讨发言。
张秀山在发言中，对自己的错误检讨说：“过去，我和高岗一块工作23年，虽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但认为他的本质是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他盲目地信任。虽然也看到他夸张自负，但认为是一般的思想作风的缺点。虽然也和他做过斗争，内战时期，因为他搞女人，开过斗争会，撤销了他的政治委员的职务 （我当时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抗战时期，也批评过；我离开延安时也曾给他提过意见，来东北后也批评过几次，而且在他不虚心时，我拍过桌子。但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提高到党性及政治品质的高度来看。”
张秀山还检讨说：“财经会议后，高岗的有些言论，我也同意的，并对东北局的一些同志、省市的同志，以及中南、西北局的个别同志谈过对少奇的意见。既有会议上的发言和当面谈话，也有背后议论。谈过苏区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问题，议论过安子文同志提的政治局名单‘有薄 （薄一波） 无林 （林彪）’问题，毛主席批评谭震林同志讲的‘三权’问题，少奇同志掌握政策不稳等。这是妨害党的团结的错误行为，是严重的自由主义。”
与会者大都认为，张秀山的检讨是符合实际的，符合他的个性，对党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
有人指责东北局组织部门提拔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青年干部包括郭峰、马洪等。张秀山立即反驳说：“马洪作为东北局委员是东北局讨论通过的，但我是要负责的。另外，提了一些青年干部，凡是提错的，我负责任。这些青年同志自己不负责任，这些同志自己不要背包袱。”并解释说：“至于各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拥护高岗，服从高岗的领导，因为高岗是东北局的书记。大家只能服从组织，盲目信任。这些同志并不是高岗的宗派。”
在开领导小组会期间，张秀山对他们的一些过激的做法提出意见。他给林枫打电话说：“不能这样地追问，不能和过去延安审干一样，把青年干部逼成特务。”
也有人认为这是张秀山搞对抗。于是，会议由开始检查各自的问题，查找思想根源，变成了重点批判张秀山和张明远等人。批判和指责他们与高岗一起搞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说：高岗离开东北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
會议期间，罗瑞卿与张秀山谈话：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同志就是反党。张秀山不同意他的说法：“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不能说，我反对 （提意见）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就是反党。”为此发生了争论。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张秀山：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张秀山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同时，张秀山解释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
张明远也在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就自己所知揭发了高岗的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上比较满意。罗瑞卿也表示他的检查是实事求是的。
但后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有人在发言中说张明远与贺晋年 （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是“高岗的亲信”，把他与其他同志的正常交谈说成是“搞串联”“订攻守同盟”，甚至把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封建帮派式的“五虎上将”关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这些不实言论的影响，非常气愤和激动。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张明远的发言不时被打断，甚至根本不让他说话。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本来了解真相的许多干部也不敢替张明远说话。对于这样无中生有的而又无限上纲的“批判”，张明远当然不能接受。但几次想申辩，想说明真相，都因下边起哄而中断，甚至被轰下台来。不久，东北局就以张明远的“态度不好”为理由，不再让他参加会议，并令其停职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