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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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仁礼学说;通史传统;普世史传统;以史为鉴

熟悉的学者朋友都知道,刘家和先生(以下按习惯称“先生”)重视理论思维,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上做出了突出成绩和贡献。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和史学研究领域里,先生发表的学术成果都包含着深邃的理论运思。近些年来,研究先生治史成就和方法的文章陆续发表,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史方法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重视。但是,关于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还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先生学贯中西。史学之外,对其他相关知识领域也有非同寻常的理解,特别是理论思维之精湛,令人叹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重跃亲炙于先生,享受遨游知识太空的快乐,并因编辑工作的机会,多次担任先生学术论著的责任编辑,见证先生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不胜幸运和幸福!因此,自认有责任把个人对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的体会奉献于此,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共同讨论。

当然,我清楚地知道,先生发表的学术论著一向以精深著称,没有相当的理论修养,要想理解到位,殊非易事。我虽然多次担任先生论著的责任编辑,但至今仍在反复研读;对于其中蕴含的精义,仍处在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之中。怎样写才能更好地把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表现出来?这仍然是我苦心焦思的大问题。2007年,我曾以“结构·张力·历史”为题写过先生的学术思想。现在想来,那种写法是静态的、单向度的、框架式的,有点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说的“反省的历史”。它的优点是从文章题目和结构就可了解到先生的学术思想的总体特征,但这些特征之下的具体内容是我选择的,篇幅较小,先生的思考活动,特别是最有创造性的分析过程,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同时,读这样的文章,读者也容易被作者牵着鼻子,受到局限。这是它的不足。2015年,我又以“在挑战与回应中前进”为题目,专门就学术工作的基础的相关内容访谈了先生。那篇访谈录有了动感,张力很强,但仍受主观选择所造成的视角狭窄的局限,不能充分地展现先生思想的大体,也很难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先生思想生动的细节。有鉴于上述偏蔽,本次尝试另一种写法,仿效古人连珠之体,全文设3个大的范畴,每个标题之下,把我对先生有代表性的几篇文章的概括性转述缀连起来,重点是展现每篇文章中分析问题的华彩部分,希望有助于读者从大体和细节两个方面感受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及其价值和意义。

一、“两个菲罗”:语文学与哲学的结合

所谓“菲罗”,是指构成philology和philosophy这两个组合词的前半部分那个词的音译。Philosophy是philo-(爱)+sophy(智慧),译为哲学,早已约定俗成,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Phil010gy来源于拉丁词phil010gia,这个拉丁词来源于希腊词(爱)(语言等),指对于语言文字和文献的爱好,多用来指古典文字学和文献学研究。先生的学术研究就体现了这两个菲罗的结合。两者结合有着深厚的学术理论根据,也往往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简单概括其中的道理就是,要想对某研究对象有所理解,首先要知道怎样找到承载这对象的文献,这就需要掌握目录学知识。而要想读懂这些文献,就一定要了解构成这文献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没有语言文字知识,就不会有思想的交流和进步。在这个問题上,哲学不是被动的,它有很大的意义,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有决定性的意义。要想学好语言文字之学,要想读懂读透文献,哲学知识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有了这种知识,就会大大提高阅读理解的效率。两个菲罗的结合,外界了解的人还不多,身为弟子,我们知道,先生坚信这种方法的力量,他持之以恒,狠下功夫,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并不断取得重大创获。

(一)《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

先秦儒家的仁礼学说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内在逻辑?这关系到生活于当今时代的我们能否真正在理论上把握住传统文化核心命脉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在理论上极有挑战意义的大问题。《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是先生运用语文学和哲学相结合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精彩论文。

文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是关于孔子之前的“仁”和“礼”的观念。文章梳理了甲骨文、金文资料,对传世元典做了考察,同时参考经学和现代学术史,说明甲骨文中已经有“礼”字,《说文》,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殷墟卜辞中有此字的多种写法,皆象二玉在器之形,与《说文》相互印证。但直到西周,仍没有成为抽象的概念。把礼理解为政治制度,那是春秋时期的事,一般指一种使人民有区分和等差的秩序。

甲骨文中未见“仁”字,金文中只在战国时期的中山王璺鼎中出现,意义与孔子的“仁”字无关。《尚书》(今文)仅在《金滕》中一见。故事是这样的:武王病,周公祭祷先王,愿意代武王死,去侍奉祖先。他说“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对于“予仁若考”一句,历代解释分歧较多。先生遵从清儒王念孙、阮元二家的提示,加以分析,并得出结论:“予仁若考”义即“予佞而巧”,“仁”、“佞”通假,其义通“才”,“巧”则通“艺”,所以才会“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不但解决了“仁”和“考”的训诂问题,重要的是说明了在孔子之前,《尚书》中并无“仁”字。还是经过多方考察,又得出《诗经》也未见真正的“仁”字的结论。虽然在《左传》中出现若干次,但孔子之前出现的“仁”字与孔子的“仁”字相契合的并不多。孔子之前,与孔子的“仁”字含义相近的是“德”字,“德政”和“仁政”相近,但含义有区别。“德政”是把人民当臣民来爱;“仁政”是把人民当人来爱。

文章的第二节分析孔子的仁礼学说。首先引用大量先秦典籍,证明孔子礼学说的核心理论内容在于:“在差别中求和谐,在和谐中存差别。”这与春秋时期流行的“和而不同”的观念相吻合。然后,先生指出:“孔子的礼学说,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必须有其仁学说才能成立。”《论语·八佾》“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坨可以为证。接下来,引用《论语》中“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说明:“仁的途径是从己出发,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是从正面把自己所好推及于人。可是这还不够,因为尚未排除以己所欲强加于人的可能。所以他又从反面规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要求有对人的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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